行政诉讼制度被称为 “民告官” 的法律桥梁，是衡量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中央层面始终高度重视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到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理念的提出，无不彰显其在法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实践中，少数法官对行政诉讼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其 “不如刑事案件关乎生死、不如民事案件涉及利益”，甚至将原告视为 “给政府找茬”，站在行政机关角度 “想问题”。这种认知偏差，成为行政诉讼制度落地见效的深层梗阻。

       一、认知偏差的三重误区：矮化行政诉讼的价值维度

       少数法官对行政诉讼的轻视，根源在于三重认知误区。其一，是对权利保障价值的矮化。行政诉讼涉及的权利，看似不如刑事案件直接关乎生命自由，不如民事案件直接关联财产利益，实则涉及公民最根本的 “权利与权力” 关系。从房屋征收中的产权保护，到行政处罚中的程序正义，再到行政许可中的机会平等，行政诉讼守护的是 “权力不可任性” 的底线，保障的是公民在公权力面前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即便是短期的人身自由限制，如行政拘留、强制戒毒等，若存在违法性，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同样深远 —— 这种侵害不仅是个体自由的丧失，更是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的冲击。

       其二，是对 “监督公权” 功能的漠视。行政诉讼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司法审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少数法官将行政诉讼视为 “给政府找麻烦”，本质上是混淆了 “维护权力” 与 “维护法治” 的界限。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行使者，其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直接关系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平，而行政诉讼正是通过 “挑错”“纠错”，倒逼行政机关规范执法、改进工作。历史早已证明，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滥用，行政诉讼的 “找茬”，恰恰是防止权力失控的 “安全阀”，而非体制的 “对立面”。

       其三，是对 “体制内身份” 的错位认知。部分法官以 “体制内一份子” 自居，下意识站在行政机关角度思考问题，这种 “官官相护” 的潜意识，违背了司法中立原则。法官的首要身份是 “法律的执行者”，而非 “行政体系的维护者”。行政诉讼中，法官必须恪守 “控辩审” 的三角结构，平等对待原告与行政机关，唯有如此，才能让 “民告官” 不再是 “纸上权利”。

       二、实践困境的深层逻辑：从认知偏差到制度空转

       认知偏差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行政诉讼在实践中 “举步维艰”。表现之一是 “立案难” 的隐形延续：尽管立案登记制已推行多年，但对涉及重大行政决策、地方敏感问题的案件，少数法院仍以 “不属于受案范围”“材料不全” 等理由变相推诿，将本应进入司法程序的争议挡在门外。表现之二是 “审理偏” 的悄然存在：庭审中对行政机关的证据审查流于形式，对原告提交的关键证据视而不见，判决书中 “维持行政行为” 的表述千篇一律，“实质性解决争议” 沦为口号。表现之三是 “执行难” 的持续困扰：即便原告胜诉，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而法院缺乏有效的追责手段，导致 “胜诉即正义” 成为空谈。

       这些困境的背后，是认知偏差对制度功能的消解。当法官将行政诉讼视为 “麻烦”，司法审查的刚性便会软化；当 “维护行政权威” 优先于 “维护法律权威”，行政诉讼的监督功能便会虚化；当 “体制内默契” 取代 “法律准绳”，公民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便会弱化。长此以往，行政诉讼制度可能沦为 “信访的变种”，无法真正实现 “权利救济” 与 “权力规制” 的双重价值。

       三、破局之道：重塑认知，回归行政诉讼的法治初心

       破解行政诉讼的实践困局，关键在于破除认知壁垒，重塑对制度价值的共识。首先，需明确行政诉讼是 “法治的试金石”。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不仅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民事纠纷的妥善解决，更体现在公权力是否愿意接受司法审查、公民权利能否在权力面前得到平等保护。行政诉讼的 “麻烦”，恰恰是法治进步的 “催化剂”—— 每一起 “民告官” 案件的公正审理，都是对 “权力受约束” 理念的生动诠释，都是对全社会法治信仰的有力滋养。

       其次，需强化法官的 “司法中立” 意识。法官作为 “法律的代言人”，必须超越 “体制内身份” 的局限，以法律为唯一准绳，在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保持不偏不倚。这既需要通过职业伦理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也需要通过案例指导、绩效考核等机制，让 “依法审查”“平等保护” 成为司法实践的常态。例如，对违法行政行为坚决撤销，对原告合法诉求依法支持，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传递 “司法不偏袒权力” 的信号。

       最后，需完善配套机制保障制度落地。一方面，通过跨部门协作强化行政机关的 “败诉追责” 与 “履行自觉”，让 “官了民不了” 的现象无所遁形；另一方面，畅通行政诉讼与信访、监察等制度的衔接，形成 “权利救济” 的合力。唯有让行政诉讼真正成为 “看得见的正义”，才能消除公众 “告官难” 的顾虑，让更多人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行政诉讼的价值，不在于 “给政府找麻烦”，而在于通过法治方式化解官民矛盾、规范权力运行。从高层重视到实践见效，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制度障碍，更是认知鸿沟。当每一位法官都能认识到：行政诉讼保护的是公民权利，守护的是法治底线，维护的是长治久安，这一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龚震亚律师 上海行政诉讼律师，电话18301725408）回到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