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兼具 “行政性” 与 “契约性” 双重属性，其解除并非单方意志的体现，而是行政机关优益权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平衡过程。从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来看，无论是特许经营、公共服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行政协议的解除都必须严守法定边界，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

 

 

       在 “徐州北区热力有限公司诉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案” 中，热力公司与区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负责辖区内供热服务。后因城市规划调整，区政府单方面作出解除协议的决定，未与企业协商补偿事宜，也未说明具体理由。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虽因公共利益需要享有单方解除权（即 “行政优益权”），但该权力的行使必须满足法定条件：一是确有公共利益的客观需求（如规划调整）；二是履行协商、告知、说明理由等法定程序；三是对企业的合理投入与损失给予公平补偿。最终，法院以区政府未履行协商和补偿义务为由，确认其解除行为违法。

 

       另一典型案例 “湖北草本工房饮料有限公司诉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案” 则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平衡原则。该案中，企业因自身原因长期闲置协议约定的土地，损害了公共利益，管委会依据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协议。法院支持了管委会的解除决定，但同时强调，即使因相对人违约解除协议，行政机关仍需依法书面告知解除理由，并保障企业的陈述、申辩权利 —— 程序正义的要求并未因企业违约而免除。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行政协议的解除需恪守 “权责平衡” 的底线，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行政机关的单方解除权源于 “行政优益权”，但其行使并非 “无条件”。一方面，解除事由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如规划调整、公共安全需要）或相对人违约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且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另一方面，解除依据必须明确，既包括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包括协议中约定的解除条款，不能脱离法定或约定依据 “任性解除”。

 

 

       无论是因公共利益还是相对人违约解除协议，行政机关都必须履行必要的程序义务。例如，解除前应与相对人充分协商，听取其意见；解除决定需书面作出，明确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若涉及补偿，需就补偿标准、方式等与相对人沟通，确保程序公开透明。案例中，法院多次以 “未履行协商程序”“未说明理由” 为由撤销解除决定，正是对程序正义的严格坚守。

 

 

       行政协议的解除往往伴随相对人的投入损失（如设备改造、前期投资等），即使解除理由合法，行政机关也需对合理损失予以补偿。“黄山休宁富大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诉休宁县人民政府案” 中，县政府因水源保护规划调整解除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协议，法院不仅支持了企业的补偿请求，还明确补偿范围应包括直接投入、预期合理收益等，体现了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行政协议解除的权责平衡，本质是法治政府理念在契约领域的延伸。对行政机关而言，需摒弃 “重签约、轻履约”“重权力、轻责任” 的倾向，将解除行为纳入法治轨道 —— 既不能因公共利益随意突破协议约定，也不能因程序瑕疵损害相对人权益。对市场主体而言，应重视协议条款的规范性，明确解除条件、补偿标准等核心内容，在权益受损时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此类案例推动了行政协议制度的规范化：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解除协议的合法性审查标准，2023 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协议纠纷纳入受案范围，这些制度完善与个案裁判形成呼应，共同构建起 “权责清晰、程序正当、补偿合理” 的行政协议解除规则体系。

 

       行政协议是政府与社会合作的纽带，其解除的合法性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预期与政府公信力。唯有坚守权责平衡的底线，让权力在法治框架内运行，让权利获得充分保障，才能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共赢，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龚震亚律师 上海行政诉讼律师，电话18301725408）回到首页